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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推出长篇小说《金枝（全本）》******

　　《金枝（全本）》书封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应妮)作家邵丽 的最新长篇小说《金枝(全本)》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部作品被评论家们誉为“中原大地上的女性史诗” 。

　　邵丽以恢宏笔触架构了一个庞大的家族故事 ，囊括了周氏一家五代人在近百年间经历 的沧桑巨变。在与宏阔历史对话 的同时 ，她也不忘把视角转向她熟悉的个体家庭，转向那些纠缠不清 的父子 、母女、婆媳、夫妻等种种关系，并以她独有的触角，伸向人物命运的深处，拷问、审视家族延续 的意义 、婚姻爱情对女性 的塑造和改变。家族故事、革命故事 、婚姻故事，伦理、爱情 、血缘亲情 ？?这些复杂因素缠绕在女性捍卫家庭、冲破命运 、自我更新的成长历程中 ，终以不可遏制 的力量使中原千年故土新生 。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指出 ，邵丽是一位勤奋 的作家 ，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作家，在她心中有一个不断需要抵达的文学理想 。也基于此，邵丽对待写作这件事极其认真 。《金枝(全本)》在出版前被反复打磨 ，几经彻底修改， 是一部充满作者诚意的作品 。从《金枝》到《金枝(全本)》 ，邵丽实现了一次完美蜕变。她打开叙述维度 ，在现实中曾无法原谅 的亲人身上寻找到写作突破 ，转换不同 的叙述视角全面再现家族史诗 。尤其 是对家族几代女性内心 的探索，非常具有开拓性 ，堪称“中原大地上的女性史诗”。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 、评论家李敬泽看来，邵丽 是一位具有强大文化自信和性别自信的作家 。她的写作直面了当代史的叙述难题 ，在时代变迁中重建了当代的家族叙事 。邵丽面对的生活世界不是《白鹿原》 的传统家族世界 ，而 是在这个时代重新把家族和血缘 的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情感和社会联系作为一种想象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的主要价值不仅仅在“史诗”层面 ，更是从人类学意义上让读者看到这个时代的人们 是如何重新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基本联系 ，如何在生命的基本联系中重新发现和确立自己生命的意义。无论在生活中 ，在历史 的发展中 、时代的变化中，还是在文学 的书写中 ，这都 是非常敏锐也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向度。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表示，《金枝(全本)》是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入选作品，这部作品写 的 是中原女性 ，但它并不局限于“中原大地上 的女性史诗”这样 的概括 ，它还写了家族 、乡土 ，写了家庭结构 、血缘关系等等，涉及面非常广博，这样一部作品确实让我看到《金枝(全本)》是一部心血之作 ；甚至有些部分看了之后非常心痛，可谓杜鹃泣血之作 。邵丽能够写到血缘关系中深层次 的既亲又爱 、相爱相杀，这些非常复杂 、非常丰富 、非常疼痛 的部分 ，确实我们都有各个层面 的亲身经历。当然不同家庭的幸福和不幸都不一样，但她确实写出了一种普遍性 。尤其 是在下半部，她完成了“女娲补天” 的故事，这个“天”就 是人与人、亲人与亲人 、血缘与血缘之间原有 的一种撕裂 、抵触、冲突、焦灼 、紧张等等 ，基本上是一种分裂 的状态 ，但是最终达到一种和解与升华，让大地重新恢复了生机。

　　“邵丽老师非常让人敬佩 的地方 是她特别锐利地把我们难以直视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尖锐地呈现出来，尤其是女人和女人之间 、女儿和女儿之间、前妻和现妻之间这样复杂的关系。”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说 ，很难讲哪位 是完美女性，书中并没有一个完美女性，但各种女性形象都在这里。如灯光底下 的女性朱珠和暗影里面的穗子，作者把她们放在一起，在一个家族内部完成历史意义上 的对话，这应该 是这部作品被誉为“中原大地上的女性史诗” 的原因。(完)

南佐“古国” ：黄土高原上最早 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 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什么是“文明” ？现在一般所说 的“文明” ，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 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 、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 。“国家 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 ，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 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 是“公共权力 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 ，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 。以此衡量 ，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 的标志 ，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 的南佐遗址 ，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 ，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 的重要活动地域 ，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 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 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 、勘探工作 ，基本确认这 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 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 是数千平方米 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 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 ，“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 ，出土了大量白陶 、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 、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 ，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 、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 ，内环壕 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 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 的 、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 。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 的外环壕 ，内 、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 ，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 的土夯筑“九台” ，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 、深10米多 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 ，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 是两个成年人 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 。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 ，最宽处可达5米 ，现存高度1.5~3.5米 ，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 、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 的夯土建筑遗存 。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 的红砖 ，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 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 的实例 。我们可以想见 ，五千年前 的南佐“宫城” ，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 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 。我们估计 ，“宫城”区 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 ，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 、夯土台 、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 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 的主体部分理应 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 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 ，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 。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 的区域“王权” ，集合起国家力量 ，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 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 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 的级别较高，可能 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 。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 ，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 。即便 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 。南佐聚落如此大 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 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 ，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 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 ，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 ，形成具有地缘关系 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 ，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 的中心对称 、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 ，“宫城”位于“九台”中心 ，主殿位于“宫城”中心 ，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 的中轴线 ，东西两侧 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 ，“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 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 。“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 的外墙 ，类似后世 的萧墙或影壁 。外墙 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 。如此布局严整 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 是阶级秩序 的礼制性体现 ，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 是祭祀礼仪场所 ，“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 的居所 。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 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 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 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 、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 ，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 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 ，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 ，表面光滑细腻 ，有釉质光泽 。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 ，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 ，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 。制作彩陶 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 。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 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 。南佐 的朱砂陶 、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 的鼓类器物上 ，器表内外涂白衣 的做法则见于簋 、双腹盆 、钵 、缸 、罐 、瓮等很多器物上 。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 ，大小不一 ，可能是成套 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 ，最高达1116℃ ，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 。令人惊讶 的 ，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 的炭化水稻 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 是炭化粟 、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 、黍为主而少见水稻 ，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 ，也应当 是礼制的反映 。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 、黄河下游等地区 的远距离联系 。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 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 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 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 ，这也是长江流域 的古老传统 。有意思 的 是 ，南佐有 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 ，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 。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 ，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 ，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 ，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 。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 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 。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 ，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 的控制 ，这也是国家社会 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 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 ，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 。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 ，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 ， 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

　　（作者 ：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